就业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也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3％，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处在高位的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下称“青年失业率”）依然是当前较为突出的问题。

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在关注就业方面，会上有了新提法。会议指出，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这是就业问题首次被提至战略高度的位置，稳就业被重视的程度不言而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赵忠在采访中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就业问题既受长期因素的影响，也受短期外部冲击的影响。稳定就业，让就业具备良性的发展态势，需从长远着手，从战略高度定位着手。

“稳中有隐忧”的就业形势

从公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来看，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较去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稳就业政策持续显效，就业形势逐步改善。

陈勇嘉称，随着经济进一步企稳向好，对就业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加上稳就业政策效力逐步释放，就业形势将持续保持稳定。

值得关注的是，在公布的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中，青年失业率为21．3％，再创201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月最高值。从今年4月，这组数值为20．4％，5月份则升至20．8％。与此同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显示，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1158万人，毕业生规模创新高。青年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

多位专家用“稳中有隐忧”来形容当前的就业形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我国整体失业率趋于稳定，这说明疫情之后，市场在稳步恢复，就业市场有企稳迹象。但青年失业率水平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则说明对于这一年龄段的劳动者而言，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张成刚看来，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持续恢复态势，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但多项指标显示这一改善速度不及预期，企业恢复需要时间，传导至就业市场而言，就是现阶段对青年群体的就业供给明显不足。

赵忠也向记者表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受青年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结构、群体就业的特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等因素影响。一方面，从劳动力需求端而言，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不同类型企业的恢复情况不同，作为就业岗位主要创造者的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不及预期，这直接影响了中青年群体的就业。而且经济恢复的就业效应传导到青年待就业群体需要更长的时间。另一方面，从劳动力供给端而言，高校毕业季和摩擦性失业人数的增多，更是推升了现阶段的青年失业率。

赵忠分析，受疫情影响，推迟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开始逐步涌现，进一步增加了就业市场的压力。除此之外，在新就业形态岗位上的大量青年劳动者因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原因更换工作频繁，也是推高失业率原因之一。

“当前青年人的‘求职难’和部分行业‘招工难’并存，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还是存在的。”在谈及当前就业情况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如是说。

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青年就业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经济环境。其次是多数毕业生都希望自己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符合心理预期，这就使得他们的就业选择面小于工作经验丰富的原职场失业者。

长期做新就业形态课题研究的张成刚告诉记者，对于处在经济复苏阶段的企业或机构而言，更愿意选择有工作经验、技能匹配度更高的求职者，这给需要投入培训成本、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群体带来不小的求职压力。

而随着新经济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对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新职业。张成刚指出，这些新就业形态在工作岗位的创造中承担起重要角色，是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增长潜力的重要来源。但在调研中，他和团队却发现，一方面是大量新就业形态企业缺少与需求匹配的人才，另一方面则是等待就业的青年无处去学习新职业所需的技能。

张成刚坦言，由于疫情的影响，不少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没能充分参与社会实践，而在走出校门后，鱼龙混杂的培训机构更是让毕业生无从选择。这使得青年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赵忠提醒关注较为突出的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他指出，青年群体的就业意愿正在发生改变，对一些传统岗位就业的意愿在下降。同时，随着产业发展的快速转型升级，低技能岗位在减少，技能难以跟上产业发展速度的青年群体就业压力进一步显现。

稳就业的前提是稳经济

中央对就业问题一直予以重点关注。

2018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六稳”，其中“稳就业”被列于“六稳”之首，且会上还针对就业问题强调，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在“六稳”的基础上，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出“六保”，并将保居民就业的工作任务置于“六保”之首。2021年对外发布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中，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目标被视为“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明确把保障就业放在宏观政策优先位置。今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业的重要性再次得到重申，会议还指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稳定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在受访专家看来，从以往对就业政策的重要表述来看，今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更加凸显了国家对稳就业的重视程度。

张成刚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长远来看，稳就业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举措。此次会议把稳就业放在战略高度通盘考虑，意味着从政策层面将稳就业目标与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市场潜力等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强劲动力的制度相结合，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从而实现会议提出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目标。

英大证券公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郑后成分析认为，此次政治局会议把“稳就业”提升至“战略高度”，意味着会议认为当前我国的就业情况面临极大的压力，“稳就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问题。

苏海南对此亦认同。在他看来，解决就业的根本出路就是推动经济复苏、扩大需求。他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稳就业的前提是稳住经济，千方百计地以稳定经济、稳企业来增加就业岗位的供给，是降低失业率的根本性措施。

张成刚表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部分就业岗位减少甚至被取消，再加上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未来稳就业工作仍存在不小的压力。此次“通盘考虑”的要求，表明就业政策与协调的系统性进一增强，充分认识到当前就业形势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从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各部门之间协同发力，共同推进就业问题的改善。

赵忠持续关注影响就业的长期性因素，如人口、技术进步等。他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趋于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85万人，这也是近61年来，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的负增长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未来劳动力群体或会减少，即劳动供给减少。赵忠认为，这一趋势理论上可以减缓就业压力，但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压力也在同步提升。

而在需求侧，劳动力数量与经济增长活跃程度呈正比，前者数量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经济活跃程度、劳动力市场构成的闭环。赵忠指出，就业本质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派生需求，一段时期就业的变动并不会影响这些长期性因素对就业的长期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技术的新趋势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影响。“要利用好这些长期的变化，更好地解决这些长期性因素对就业的影响，就要从战略高度，从长期角度来对就业问题做通盘考虑。”他说。

“稳就业”的下一步

尽管现阶段就业环境面临着内外的多重挑战，但从近期各地政府、企业等部门或机构推出的各项举措来看，稳就业在政策发力和经济回暖的多因素作用下，形势有望进一步好转。

今年6月25日，人社部等部门印发了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招用2023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的16—24岁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养老保险费一个月以上的企业，可按照每招用1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激励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同时，广东、安徽、贵州、湖南等地也从政府层面积极发布鼓励国有企业扩大招录规模，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要求。

此前，苏海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下半年的就业情况主要看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态势。他对下半年的经济增速持谨慎乐观，并指出下半年失业率情况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不大。苏海南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今年的稳就业工作要先解决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解决好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其次大量回乡又返城、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也需要额外关注、解决。同时，高校要对毕业生的就业观念进行正确引导，面对当下就业环境，不宜把就业岗位预期定得偏高。

“归根结底还是要推动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的供给，刺激就业需求。”赵忠表示，解决就业问题要考虑多方因素，把就业增长作为宏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政策端，要推行更精准、更有力的宏观政策来促进就业，不能“大水漫灌”。在行业端，要将就业趋势、行业发展、就业风向等变量因素通盘考虑。

赵忠还表示，居民消费、中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等都是影响就业的重要方面，要继续推行落实促消费的政策，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增长，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需求。他以青年就业问题为例具体指出，解决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引导，通过相应的激励政策推动市场主体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高校应加强就业服务的完善，加强校、政、企三方沟通与协调机制的建立，精准施策，提升青年在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降低摩擦性失业率。

张成刚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是无法阻挡的大趋势，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的需求。作为更易掌握新技能的青年群体，则需要主动转型，看清行业发展趋势，积极参与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让自己具备适应新岗位的技能。在到推行智能购物车的超市开展新业态课题研究时，张成刚发现，虽然智能购物车的推行减少了超市的收银员岗位，但应运而生的是智能购物车维修保养、数据分析等新增就业岗位。

而技术进步的另一面是，一部分就业岗位、劳动者或面临着被替代、被淘汰，张成刚建议，对于这部分劳动者而言，政府可以通过公益岗位的提供、税收政策的调节、失业补贴的发放等社会政策来缓解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不平等。

“我们要关注企业能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用岗位来竞争劳动者，改善劳动者的境遇。”张成刚指出，破解就业困境，既要立足当前，也要放眼未来，“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关注就业总量的变化，贯彻落实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一揽子政策，发挥好民营企业在提供就业岗位方面的重要作用，稳定经济预期，提振社会信心。”（来源：中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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